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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克曼：40年中国情缘让他直言不讳
要走出“文化年”老套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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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：您曾在80年代翻译过“朦胧派”的诗，是出于什么目的？
老阿：当时西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了解就是零。我觉得，文学是理解另外一个文化最好的方式，通过文学，你可以真切体会到一个人、一个民族的感受、灵魂和梦想。所以我对翻译中国文学很有兴趣。
记者：能介绍一下您和中国作家的交往吗？
老阿：我和太太就是通过作家刘索拉认识的。刘索拉听说我需要一个助理，就推荐了我现在的中国太太。她一直鼓动我翻译刘索拉的作品，都没成功；她倒是最后成了我的太太(大笑)。刘震云也是我的好朋友。1987年他参加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，我们初识。1993年，刘震云带我到他的老家河南孟津。那次旅行非常愉快，他的外祖母非常善良，和蔼。
记者：我们看到的一些“文化年”活动大多局限在两国的首都，“德中同行”为什么会想到在武汉、南京、重庆、沈阳这样的内陆甚至西部城市召开？
老阿：西方人对中国城市的了解不外乎北京、上海，如果知道广州已经很不错了。而武汉这些城市发展的速度要超过北京、上海，就拿平均收入来说，苏州的收入要超过北京、上海了。中国发展的中心已经分散了，这是我们首先想到的。
以前举办的“文化年”活动，是把自己认为文化中“伟大”的东西展示出来，文化变成了一种宣传的工具；这种方式已经让对方产生了厌倦心理，没有意思。所以当时德国总理施罗德提出来，可以找个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，展开交流。在多次筛选之后，我们确定了“城市化——未来的城市”这个题目。
在内容上，我们认为所有活动都围绕文化展开还不够，城市化问题是经济、科技、教育、文化等综合性的，所以把“文化年”变成了综合性的活动。此外，如今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不是单独可以解决的，需要各国合作。“德中同行”中90%以上的活动都是和中国合作完成的项目。
我们觉得只请一些专家谈谈怎么发展，也没有什么意思，我们希望这个城市每一个市民都可以参与。中国大城市就缺乏公共场地，购物中心并不是公共场地，所以我们就想出德中大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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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