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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百七十多年前，毕希纳这位不到二十四岁的天才剧作家不幸过早陨落。但他的作品“像一块宝石，里面闪耀着永恒的光芒！”他的作品总共只有四部：一部历史剧《丹东之死》，一部讽刺喜剧《莱昂瑟与莱娜》，一部命运悲剧《沃伊采克》和一部中篇小说《棱茨》。他的文学作品虽然不多，但却以极高的质量在德国文学史上赢得了一个不可动摇的地位。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以毕希纳命名，“毕希纳文学奖”在德国成为了“诺贝尔文学奖的风向标”。
1972年，毕希纳奖获得者、英籍德语作家艾利亚斯•卡奈蒂(Elias Canetti)说：“我不是毕希纳文学研究的专家，……如果我确实可以为自己说点什么请求原谅的话，那么我可以指出一个事实，这就是没有一个诗人像他那样改变了我的生活。”1980年的毕希纳奖金获得者、前民主德国女作家克里斯塔•沃尔夫(Christa Wolf)说：“今天，文学必须研究和平问题，而重读毕希纳的作品就意味着更敏锐地观察自己的现状。”也是毕希纳奖获得者的君特•格拉斯(Günter Grass)1983年曾经在《毕希纳全集》中文版的译者李世勋的笔记本上题写了一句话：“毕希纳在中国可能会写出什么呢？”
今天，我们走近了毕希纳，不能不追问他的灵魂里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能量，也不能不追问毕希纳在当下“可能会写出什么呢？”
其实，这就是我们要共同寻找的走近毕希纳的创作路径。我们是“走近” 、“接近”，而不是进入。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进入毕希纳，我们的方法并不是要回到170年前毕希纳笔下的那个样子。做不到也没必要。我们走近他，是要尽力触摸毕希纳的灵魂，并把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、解读的观念、立场和方法放在《莱昂瑟与莱娜》这部戏里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阐述中“玩偶”这两个字成为文本解读最要紧的关键词。
这部喜剧叫《莱昂瑟与莱娜》，而我们的演出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叫“莱昂瑟与莱娜以及他们的玩偶”。对“玩偶”的所有创造性想象以及艺术呈现，就是我们这个创作集体要共同完成的。艺术家总要不断地寻找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看法，寻找表现时代精神的独特方式。正如格•托夫斯托诺戈夫说，“在每一个演出剧目中，我都要解决同一个问题——时代精神。昨天所寻找到的东西，几乎永远不能使我今天满意。每次新剧上演，都提出崭新的任务，都以最激烈的方式迫使我放弃已习惯的东西……”他还说到：“戏剧艺术按其本质是当代的，而在‘时代精神’这一概念中，包含了非常多的东西。这里既有对真理的渴望，也有对虚假的抗议；既有渴望在全部丰富和真正的美之中看到生活，也有渴望了解今天的伟大事业所具有的智慧力量。在‘时代精神’这一概念中，公民性和美学都融汇在一起了……”(格•托夫斯托诺戈夫《论导演艺术》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5月，39页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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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
